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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使我失去了许多,也使我得到了很多。初中没毕业,一直沉于苦学。小说、散文、诗歌、书法、文学评论、周易命理、电脑技术、平面设计、数码影像等无不喜欢。多年来,发表作品百余篇、获全国书法品级段位五段、省级教师书法冠军、教育部教育科研课题二等奖等,被誉为“自学成才的书法家”。退休后,创办了全市以电脑技术为核心的首家民办非企业培训学校,组建了“正规报刊论文采编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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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  

2014-06-03 09:41:18|  分类: ★→热点关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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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

原著★不祥     编辑★华艺时空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谈论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与过去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把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他们把此贬称为“一党专政”)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反映了西方学者那些不带政治偏见的理论界人士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比较一下一些西方学者近些年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一些理论界人士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市场经济,把吸收了市场经济方法说成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而西方较有见解的学者们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例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著名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很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书的导言中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他在谈到中国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时说:“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

有的学者讲得更明确。宋鲁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讲了很多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该报网站上写道:“当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是一群相当开明的人时,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也会成为巨大的优势。这样一个政党可以强行实施政治上很艰难、但对于一个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却极为重要的政策。”

以上所引的几位学者和媒体的论述当然还只是表面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有这样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源的认识还缺乏理论深度,他们的认知也不相同。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这对于我们一些只停留在从学习西方找原因的人们来说还是有启迪作用的。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时期无穷的力量,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盖出于此,并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正是基于这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形成全党的共同理想信念。因此,我们不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看作人道主义的实现,而是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可信性。

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目标,决定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对立的狭隘利益集团,党的内部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的派别,而在实现理想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上的不同意见,都可以通过讨论协商得到解决。这正是我国的政治制度——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本身的特殊利益,这正是它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是凝聚人们实现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的根源所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地成为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我国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通过它的主导作用,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把利润作为决定性动机,转变为为了人本身,使社会生产目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落实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和调整决策,这对增大整体国民经济效益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它是“普照之光”,决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实践证明,经过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越来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20087月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办的《麦肯锡季刊》刊文《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认为历经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要更加成功,更能适应国际竞争。他提出用开放度评价中国的企业,认为在中国就像在其他任何地区一样,私有权并非成功的保证,因政府改革而释放的市场力量正在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变得更加开放,而开放就意味着成功。

中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又得到了凸显。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经济的复苏是最迅速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一计划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支撑将无法有效实施。

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绕过的历史必经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也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较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经济发展还无法吸收全部劳动力的条件下,必须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它们能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任何对它们的歧视都是不应该的。

三、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按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盲目支配和按科学预见发展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下的一个本质区别。马克思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用,一些人迷信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怀疑政府引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实践上给予了有力驳斥。经过艰辛的探索,我们摈弃了一步跨向一切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做法,把市场看作一种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将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得到发挥,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引导,通过科学的国家规划指导经济建设,通过宏观调控优化国民经济发展,避免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盲目性,从而激活并保护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找到了一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调整发展思路、完善发展规划、出台发展政策,积极推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在参与全球化条件下取得今天的成就。在历史事实面前,很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社》专访时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观点,他认为,以“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模式代表着集中和高效,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约翰·奈比斯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也总结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基础的八大支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的“纵向民主”。他认为,这种纵向民主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这一政治模式是中国稳定和成功的关键。而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说明经济领域,正是政府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从总体上保持稳定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政府的引导下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中国经济在稳定的同时始终保持发展活力。中国这种政府引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可说是独树一帜。

研究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模式”显然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绝不是要去向别国推广什么“模式”。我们不会接受西方对自己事务的干扰,也不会对别国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研究“中国模式”只是要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提高自己,并丰富现代化的选择路径,为全世界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应当看到,“中国模式”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所有制结构优化、市场体制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协调发展等日益成为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使“中国模式”未来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能否妥善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模式”未来的走向,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解决。“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同样,在未来的发展完善中只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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